“这些青铜戈看着好锋利，纹饰也特别有气势！隔着玻璃都能感受到一股威严气儿！”9月2日，小雨淅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围着展柜里的青铜戈一边端详一边小声讨论，不时发出啧啧赞叹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时期，祭祀与战争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大量珍贵的青铜被投入礼器与兵器的铸造中。戈是商周青铜兵器中最常见的长兵器，古称“勾兵”，是用以钩杀和啄击的兵器。戈产生于夏代末期，兴盛于商、西周和春秋，自战国时期开始，由于作战方式的演变和戟的出现，戈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步战和骑战兴起后，戈逐渐处于次要地位，至东汉时期，戈结束了在战争中的使命。

用戈拼成的小篆“秦”字

在宝鸡出土的众多青铜兵器中，历经数千年地下埋藏的青铜戈，至今仍锋刃尖利，透着穿越时空的历史寒光，更成为解读周秦军事文化的关键实物。

兽面纹戈 纹饰里的信仰与威严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厅，一件兽面纹戈静静躺在展柜中，虽历经千年，兽面纹仍线条清晰、质感厚重。

兽面纹戈 铜戈

兽面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饕餮纹”，是商周青铜器的标志性纹饰。这件兽面纹戈1980年出土于渭滨区竹园沟（弓鱼yu）国墓地7号墓，长22.6厘米、内长7厘米、重0.288千克。谈及戈的构造与用法，工作人员说：“完整的戈由戈头、柲(音bi，木柄）、柲冒和冒末的?组成。戈的主要杀伤功能由戈头完成，戈头由援、内（音na，有‘纳入’之意，兵器尾部横向伸出部分用以装柄）、胡三部分组成，其中对敌方的杀伤功能主要由援来完成，援带刃和锋，可钩、啄、摏，摏就是推击，利用援的上刃杀伤敌人。它的援部呈锐角三角形，刃口锋利；直阑较高，援本处的兽头装饰虽镶嵌物已脱落，双目轮廓依然清晰；援身和内部布满变形蝉纹，以细密雷纹衬底，显得层次分明。”

《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其中的“摏其喉以戈”便是戈的这一典型用法。由于戈头横置于柲，戈拥有钩杀的功能，《晏子春秋》卷五记载齐国崔杼杀庄公后，令士卒胁迫众人时有“曲刃钩之”之语，说的就是戈的这一功能；第三种方法就是用锋去啄击敌人。

在这件兽面纹戈上，纹饰多装饰于胡部与内部，由对称的兽眼、兽鼻、兽口构成，线条刚劲、造型庄重。工作人员指着纹饰解释说：“周人在戈上铸兽面纹，可不是简单的装饰，更有深层寓意。当时人们认为兽面是自然与威慑的象征，既能祈求庇佑将士获胜，又能震慑敌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古代将士威风出征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诗经·秦风·无衣》里写的就是将士们修整戈矛、共赴战场的场景！”正在参观的大学生指着展品说。凝视着这件兽面纹戈，人们依然能感受到跨越千年的庄重与威严以及周人对自然的敬畏、对胜利的渴望。

铜我 形似“我”字的戈属兵器

“这东西长得像耙子，怎么会叫‘我’？”在展厅里，一件带齿的青铜兵器前围了不少好奇的游客。工作人员笑着解释道：“‘我’可不是汉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而是戈的一种衍生兵器，装上木柄后，极似甲骨文中的‘我’字。商周时期，凡与战争有关的象形文字，经常绘有戈的图像，如‘我’‘戕’‘戟’‘戣’等。”

铜我

这件“铜我”于1975年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伯或墓，长28厘米、刃部最宽8.5厘米、重0.22千克，刃部为圆齿状，有三个大齿，背部有两个椭圆形銎，銎上的钉孔对穿，以便固定木柄。从用途看，它是戈属兵器，既能像戈一样钩啄，由于形状似锯，啄人的杀伤力更强。据工作人员介绍，该村曾先后出土两件此类兵器，对于研究西周异形兵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我”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

“看到这些兵器，就能联想到‘金戈铁马’‘大动干戈’‘化干戈为玉帛’这些成语呢！”许多参观者顺口说出了不少有关戈的成语。

直内戈

此外，在宝鸡地区还出土过不少类似的兵器，目前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有三角援戈、直内戈、管銎铜戈、短胡曲刃铜戈等不同形制的铜戈。

一组铜戈

八年吕不韦戈 铭文里的工艺与制度

走进3号展厅，有一件青铜戈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战国时期的“八年吕不韦戈”。只见展柜前格外热闹，戈身上的十余字铭文，吸引着游客们仔细辨认。据了解，这件戈不仅是战国时期军事装备的典型代表，更因与吕不韦这一历史人物相关联，成为串联起战国政治与军事的重要实物证据。

这件“八年吕不韦戈”长21.7厘米、重0.3千克，于1987年出土于宝鸡，其命名源于戈身上清晰可辨的铭文。戈身上刻有“八年，相邦吕不韦造，诏事图、丞蕺(ji)、工奭(shi)”等字样，犹如一份跨越千年的“生产档案”，精准记录了这件兵器的铸造时间、监造官员与工匠姓名。“从这些铭文可知，此戈是在秦王嬴政第八年，由相邦吕不韦监造，官员‘蕺’督造，工匠‘奭’制作。”工作人员的讲解，让大家纷纷惊叹于两千多年前秦国严谨的兵器制造制度。

 市民在观赏八年吕不韦戈

秦国以法治国，建立了严密的兵器督责制度，依据秦律，兵器铸造的各个环节均需明确标注铸造时间、监督机构、参与人员姓名等信息，便于日后追溯核查，这种制度被称为“物勒工名”，它不仅确保了兵器质量的可追溯性，更充分展现出秦人在管理制度上的严谨性与规范性。从形制来看，八年吕不韦戈采用了战国时期主流的“直内戈”样式，援部狭长而锋利，前端呈尖削状，便于钩啄与劈砍；内部设有方形穿孔，可通过绳索将戈头牢固绑定在木柄上，避免作战时脱落。戈身整体铸造规整，线条流畅，没有明显的砂眼与铸造缺陷，可见当时秦国青铜铸造的“标准化”程度之高，每一件兵器的尺寸、重量、锋利度都经过严格把控，确保在战场上能发挥稳定战力。

如今，八年吕不韦戈被珍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它不再是战场上的利刃，却以实物的形式，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秦国“兵甲之盛”，也让吕不韦这位历史人物从文献记载中走出，与具体的器物相关联，变得更加鲜活可感。

此外，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还收藏有多件（组）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戈。

 游客边欣赏边拍摄青铜兵器

当我们漫步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凝视着这些穿越千年的青铜戈时，仿佛能听到远古战场上的金戈铁马之声，看到古代将士手持戈柄、奋勇作战的身影。这些青铜戈所代表的工匠精神、文化内涵，依然在影响着今天的我们。它们告诉人们，宝鸡不仅是“中国青铜器之乡”，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而这份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需要我们代代守护和传承，让青铜戈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历史的光芒！（宝鸡融媒 毛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