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作家茅盾由延安前往重庆途中，在宝鸡短暂停留。在宝鸡，茅盾看到了“不可思议”的繁荣——铁路汽笛与工厂轰鸣交织，旅馆酒楼与商铺银行林立。这座原本“不甚重要的小县”，正在因交通的发展、工业的崛起和商贸的兴盛而“崭露头角”。

茅盾（资料照片）

1941年3月，茅盾将在宝鸡的所见所闻，写进散文集《见闻杂记》。在书中，他不吝溢美之词，称赞宝鸡是“战时景气”的宠儿。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根据原版影印的《见闻杂记》节选

铁路公路交会的交通枢纽

“陇海铁路、川陕大道，宝鸡的地位是枢纽。”在散文《“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中，茅盾如是评价宝鸡的交通优势。

宝鸡文理学院西北工合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介绍，抗战时期，宝鸡已形成“铁路+公路”的交通网络——陇海铁路向西延伸至此，川陕公路、宝平公路、西宝公路由此辐射开来，宝鸡连接了陕、甘、青、新、川、云、贵等省份，畅通了抗战后方的物资运输与人员流动。

茅盾在《“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中提到往来宝鸡的车辆之多：“华灯初上，在卡车的长阵所构成的甬道中溜达……”而在散文《秦岭之夜》中，茅盾写道：“凡南行的军车，必须携带货物，公家的或商家的，否则不准通行。”宝鸡的交通枢纽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铁路、公路的通达，首先带来了人口的聚集。1937年前，宝鸡仅是一座东西街道长三四百米、与周边村庄合计人口不足万人的小县城；随着陇海铁路通车，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工厂、商铺、银行、学校纷纷迁来，大批难民也随之涌入，这座小城的人口剧增至近10万。

茅盾在宝鸡所见的“里把长的一条街上招牌相望”的旅馆群，正是人口激增的直接体现——即便“宝鸡新市区的旅馆……糊纸的矮窗，房里老是黄昏”，一间双人房的房金要价12元5角（与西京招待所的头等房间价格相当），却依旧“天天客满，有时你找不到半榻之地”，且“长包的房间占了多数”。

他还在《“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中记录了一位“魔术家”般的旅馆长客：商车钢板断了、轮胎坏了，找他能解决，连“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严格统制的汽油，他都能以70元一加仑的价格，在隔天凑齐300加仑。这种“无所不能”的背后，正是宝鸡作为交通枢纽，物资需求旺盛、流通渠道顺畅的真实体现。

新兴工厂带来的物资保障

“宝鸡的田野上，耸立了新式工厂的烟囱。”茅盾在《“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中写下的这一幕，是抗战时期宝鸡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缩影。而这一蝶变的背后，既有内迁企业的支撑，也有工合运动的带动。

抗战时期，申新公司、雍兴公司等近20家国内大型企业，带着先进的生产机器和管理经验迁至宝鸡，打破了当地仅存小型传统手工业作坊的格局，催生了“秦宝十里铺”和“岐山蔡家坡”两大工业园区。

这些企业的生产，一头连着抗战前线，一头系着后方民生：申新纱厂生产棉纱、棉布，均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被征购，尽数运往抗战前线；福新面粉厂“不计成本承担前线面粉生产任务”，即便物价上涨、成本增加仍坚持供应。秦昌火柴厂的火柴销往西北、西南，缓解了群众使用火柴紧张的局面；雍兴公司蔡家坡动力酒精厂生产的酱油、淀粉、味精，填补了地方调味品市场的空白；宏文造纸厂的产品不仅覆盖宝鸡、西安，还远销天水、兰州，解决了后方用纸短缺的问题。

在描绘宝鸡工业崛起的同时，茅盾还看到“群山环抱，山坳里还有些点点的村落”。他感慨工业发展背后的民生重量——正是这些在土地上艰难求生的农民，“给宝鸡赢来了‘繁荣’”。

商业贸易激发的经济活力

“追求利润的商人、投机家，充满在这新市区的旅馆和酒楼；银行、仓库，水一样流转的通货，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茅盾在《“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中写道，“这一切，便是今天宝鸡的‘繁荣’的指标。人们说 ：‘宝鸡有前途！’”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宝鸡的商贸业还处在起步阶段。仅有的几十家商号，基本上还是小店小铺经营，出售的也仅是简单的日用品，还没有形成比较有规模的商品交换市场。及至抗战胜利时，宝鸡的商号已达1200多家，形成了以龙泉巷、中山东路为核心的商业圈。

商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宝鸡陆续诞生了以“陇海”“沧浪”“大中国”“宝山泉”等为名号的浴池，以“金台”“保阳”“南京”“河南”等为名号的宾馆、旅社，以“天福楼”“老万兴”“宴春园”“老马家”等为名号的宾馆饭店、食堂。在《“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中，茅盾特别提到了宝鸡的酒楼：京调、秦腔应有尽有，鱼翅、海参不足为奇，“宝鸡，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服务业的发展，又催生了新的出行方式。彼时，宝鸡至广元客车稀缺，商车又重货轻客，候票常需一月，一种名为“拉拉车”的交通工具随即出现。茅盾专写了一篇散文《拉拉车》：“这是两轮车，轮即普通人力车所用者，也有的是木制，极简陋，但仍用橡皮轮胎；座位不作椅形，而为榻形，故不能坐，只能卧。”这种拉拉车，对乘客而言车费贵、耗时长，对车夫而言成本高、收入低，但因宝鸡至广元一段，“客车不多，商车亦不愿载客”，仍让拉拉车“多如‘过江之鲫’”。

时过境迁，宝鸡作为“战时景气”的宠儿虽已成为历史，但这座城市的交通、工业与商贸的底蕴由此形成。茅盾用一篇篇散文告诉人们，抗战时期的宝鸡，不仅是物资转运的“生命线”、工业生产的“根据地”，更是无数人在危难中求生、求变的“避风港”。而这份战火淬炼出的生机与韧性，早已融入宝鸡的城市血脉，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

（宝鸡融媒 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