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咱太寅村设有日俘收容所，以学校形式来教化俘虏，名叫‘大同学园’。至今，部分乡亲家中还有日本战俘制作的肥皂盒、印章盒等。”盛夏时节，记者来到渭滨区高家镇太寅村，跟随村民的讲述，探寻大同学园留下的抗战文化印记。

太寅村村貌

1938年，第一俘虏收容所在西安南郊灵感寺成立，1939年迁至宝鸡县渭河南岸太寅村。到达宝鸡后，第一俘虏收容所牌子换为“大同学园”，在这里上演了一段将战俘收容所改为日俘学校的抗战佳话。

探

太寅村日俘校园旧址

太寅村距市区不远，从市行政中心出发经城市快速干道，不到30分钟即可到达。太寅村依山傍水，这时节，果园里的猕猴桃和葡萄挂满枝头。路过太寅河，沿村内小路蜿蜒前行，可以看到一块高约2米的石碑。

“这不是一块普通石碑，而是2000年立的‘大同学园旧址’碑，石碑正面文字由大同学园所长汪大捷亲题。碑子后面就是大同学园所在地，抗战时期，约500名战俘曾在这里生活、学习，接受反战教育。通往旧址的这段沙石土路，最早就是由当时战俘修的，后来有所拓宽。”7月11日，太寅村党支部书记林韶轶介绍说，如今大同学园旧建筑多已不存，仅剩一座弥陀院大殿为原来老建筑。林韶轶回忆：“抗战胜利后，日俘被遣返回国。这里曾作为小学校园，至今留存的这座老房子曾是五年级教室，我在这里念过书。”

一座弥陀院大殿为原来的老建筑

市文物局原局长张润棠编著的《大同学园与第一俘虏收容所》一书，汇集了与大同学园相关的珍贵信函、文章等，为人们了解、研究、宣传大同学园提供了宝贵资料。该书记录，1994年8月，88岁高龄的汪大捷先生惦念故地，曾重访太寅村，并详细叙述了大同学园的历史。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求学的东北人汪大捷愤然回国。1938年，随着战火的蔓延，在西安行营所管辖的第一俘虏收容所里，日本俘虏增多，俘虏与炊事员、管理员之间常有矛盾产生，难以管理。汪大捷擅长日语，曾成功规劝逃跑的俘虏伊藤正荣，西安行营认为汪大捷可以胜任俘虏感化工作，便劝说汪大捷担任收容所所长。据记载，汪大捷曾说过：“要我去管理俘虏，我就要把收容所办成一所学校……反正我不当典狱长。”

1938年9月，汪大捷担任第一俘虏收容所所长。1939年初，日军轰炸西安，收容所迁至宝鸡县城西南的太寅村。村内弥陀院大门上方，挂上了汪大捷亲写的“大同学园”四个大字，战俘学校由此诞生。汪大捷曾解释，校名源自孔子教诲的大同之道。

大同学园变“俘虏”为“学员”，变“管理员”为“教职员”，相继招聘了多位有识之士当教职员，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汉语、中日友好往来史、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教育等。学园规定，已有觉悟的战俘才能当学员，在园内学习生活，思想顽固的战俘被监押在园外几处民房和窑洞里，经教育觉悟后才可进学园。

在抗战时期，为入侵军战俘办学校是非常之举。资料显示，大同学园办学困难重重：一方面，正值日军侵略，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为日俘办学校不被理解，甘心参与的人很少；另一方面，大同学园地处西北山沟，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缺经费缺人员；再加上日俘中伤病者多，体质差，思想上有顽固堡垒，不肯接受教育。因此，大同学园要取得成效，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渭滨区博物馆原馆长郝明科曾认真收集、整理大同学园的资料，2015年，记者随他去太寅村采访时，他感慨：“有战争就有战俘，把战俘囚禁于集中营或收容所，古今中外大抵如此，从没听说过还有俘虏学校。大同学园却是在抗战期间首创的世界第一所俘虏学校。”

听

教化战俘的感人往事

俘虏收容所变大同学园，变的不仅是名字，还有管理理念，大同学园坚持“以德服人，感化教育”的管理方法，让许多战俘受到感化。

大同学园在太寅村是如何成长的？

郝明科所著文章《大同学园的主要活动及影响》提到，学园创立之初，注意改善日俘的生活环境，以感化战俘。改善伙食，将泉水用木炭、白灰、沙子过滤，减少疾病的发生。园内生活较自由，开辟有篮球场，日俘可以参加运动和比赛。学园还利用周边山水优势修建了一个游泳池，并组织学员修建了从大同学园到宝鸡县城约十公里的“大同公路”。此外，大同学园千方百计对日俘开展感化教育，不断提高日俘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渊源等角度说明侵略是毫无道理、违反人民意愿的。

大同学园完全呈一副学校模样。太寅村人、退休教师张尚仁曾在文章中宣传大同学园：“俘虏的生活待遇全由军政部供给……多数俘虏常年脚蹬木屐儿，一年四季常用冷水洗脸洗身，俘虏吃的饭菜多是蒸馍和菜汤。”

大同学园仅半年就取得了可喜成果。汪大捷晚年在接受采访时回忆，1939年7月，“大同学园反侵略战争同盟会”和“大同学园反战剧团”在西安成立，汪大捷带领部分学员前往西安，表演了话剧《侵略战争之罪恶》以及歌曲《黄河大合唱》等节目，受到广泛关注，引发热烈反响。此后，大同学园反战剧团还排演了多个话剧、歌曲节目，除在太寅村演出外，还前往宝鸡其他地方及武功、富平等地演出。

1940年夏，一名日本战俘趁着大雨夜，组织战俘集体逃跑，被汪大捷夫人察觉。这名战俘被拘押后患了重病，自以为命不久矣，心想不是被处以极刑也会病死。没想到，学园很快把他送进宝鸡县医院救治，汪大捷亲自去看他，并说，这是医院不是法庭，你现在是病人，安心治病吧。这名战俘大受感动，主动写下悔过书：“大同学园和汪先生的人道主义、大同思想和自己受到的优待，使我心悦诚服……”这名战俘病愈出院后，向大家作思想汇报，对全体日俘起到了很大教育作用，并积极为话剧团写剧本。

遗憾的是，1941年下半年，汪大捷先生被排挤，并被撤去所长职务，大同学园随之夭折，恢复到了之前军事管理体制下的收容所，直至抗战胜利。自抗日战争开始至1945年上半年，第一俘虏收容所先后收容了从华北、华中等战场押送来的男女战俘500名左右。

张尚仁文章写道：“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晚上，宝鸡县城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因种种原因，俘虏先后死亡了一些……其余的于1946年4月下旬，由收容所官兵和看押部队押送，取道林家村火车站上车，经陇海铁路押送郑州遣返回国。”

敬

大同学园的和平教育

“大同学园虽已过去80多年，但经常有人来太寅村探寻、纪念这段历史。”林韶轶谈到，大同学园的抗战文化吸引了一批学者、游人前来探访，许多人被大同学园的历史所打动。2000年，在大同学园旧址碑揭碑仪式上，日本学者秋本能里子说：“现有的世界是一个很渴望东方哲学的时代，目前21世纪，我们日中两国人民宣扬大同学园历史，就是要把中国人道主义发祥的事实，告知世世代代的后生。”

太寅村的大同学园旧址碑

采访当天，记者在太寅村得到一条线索：2013年，一位曾在大同学园做看守的抗战老兵的后人来过大同学园旧址，并留下一份简短回忆录。顺着这个线索，记者几经辗转，联系到抗战老兵许东木远在河南的后人许安民。

许安民在电话中说：“回忆录为父亲离世前口述，我笔录形成。抗战时期，父亲曾被调往宝鸡太寅村战俘收容所看押日本战俘。”

许东木回忆录显示，他具体负责看守两名空军和海军战俘，其中有一人逃跑又被抓回来，也未严惩，只是将其送到屋里看管起来。“日本战俘好用缸洗澡，有时也到河里洗。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即日起觉悟吧。”这些朴素话语与大同学园的历史吻合。2010年底，许东木在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白草坡村去世，其晚年因身体不好，未能完成到太寅村寻访大同学园旧址的心愿。许安民说：“2013年，为完成父亲遗愿，我和侄子从河南辗转来到宝鸡太寅村，看到了大同学园旧址碑，在这里，我把父亲的心愿说了一遍……”

至今，太寅村还留有当年日本战俘制作的多件手工艺品，有肥皂盒、印章盒等。汪大捷晚年曾回忆，学园管理人员组织学员制作工艺品和一些日用杂品，如筷子、手杖、肥皂盒等，有些学员编织毛衣毛裤、围巾手套。学园租用了宝鸡县城西街的一间房子，专门售卖学员制作的东西，所卖钱财全数兑给制作者。

在村民强录林家，记者见到一个手工制作的老式肥皂盒，为一名日本战俘赠给强家的礼物。这个肥皂盒为木质，盖子为四方菱形，做工精细，与一般肥皂盒大小相同。强录林说，父母曾讲，抗战时期，他家住着三四名日本战俘，其中一名女战俘为感谢强家人对她的善意照顾，把手工制作的肥皂盒赠送给他们。后来，强录林为保护肥皂盒刷了红漆。记者还在村里看到日俘制作的一件印章盒，也颇为精巧，盒子上写着“于宝鸡太寅纪念”的字样。

太寅村村民家中保存的肥皂盒为日俘手工制作

日俘制作的印章盒

如今，太寅村的大同学园虽已不存，但这段历史和抗战文化未被宝鸡人遗忘。这里，将俘虏营变学校，视战俘为学员，这份胸怀与气度、智慧与善良，值得被铭记和宣传。诚如曾经的日俘押切五郎的诗《大同学园》所写：“我们面对着清澈的渭河，灵魂也为之清澈了……”

宝鸡融媒  张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