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两千多年前，荀子的箴言道出了中华文明对自然的深刻体悟。这与周人熔铸于青铜器中的自然观一脉相承——从浑圆敦厚的象尊、鱼尊，到灵动矫捷的铜虎、铜鹿，无一不承载着先民朴素而真挚的情感。

在众多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中，宝鸡茹家庄（弓鱼yu）国墓地出土的4件鸟形青铜器尤为独特。它们身体丰满、姿态挺拔，神形兼备、动静相宜，特别是三足结构，既增强了稳定性，又体现出一种神秘的威严感。今天，让我们走近这4件鸟形青铜器，探寻蕴含其中的古人对自然的尊重与爱护。

栩栩如生的青铜瑰宝

7月15日，尽管天气炎热，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依然游人如织。展柜前，几件小鸟模样的青铜器吸引了参观者目光。“小鸟尊，西周，1974年渭滨区茹家庄（弓鱼yu）国墓地出土……”两个孩子争先恐后地认读铭牌上的文字。

据博物院讲解员介绍，1974年12月14日，渭滨区原益门公社茹家庄生产队队员在平整土地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内有青铜器的古代墓葬。随即，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西周时期大型墓葬3座、小型墓葬2座、车马坑1座、马坑1座，从出土文物判断，茹家庄墓地为（弓鱼yu）国国君（弓鱼yu）伯及其家族墓地。

茹家庄（弓鱼yu）国墓地共出土文物500余件，其中青铜器194件。在这些青铜瑰宝中，4件鸟形青铜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这4件器物包括2件三足鸟尊和2件三足铜鸟。2件三足鸟尊中，较大的通高23.5厘米、通长31.2厘米，较小的通高18厘米、通长23.1厘米，均为中空，背有方口，用以盛酒；2件三足铜鸟中，一件通高15.8厘米、通长21.9厘米，另一件通高15.6厘米、通长22厘米，均无开口。它们虽然大小不一，但形制和纹饰非常相似，从整体造型到细节刻画，都彰显了西周青铜艺术的朴拙而不失精致的特点。

细看展柜里的鸟形青铜器，昂首挺胸，双翅贴身，目如圆环，喙似尖钩，鸟尾设计独具匠心，呈长方形方折下垂，尾两侧如阶梯状展开，饰有锁链状羽纹，与鸟身的鳞毛状羽纹相呼应。最引人注目的是，鸟有三足，两足在前，一足在后，腿部粗壮，爪子巨大，似猛兽伺机捕食，又似猛禽待时欲飞。

放眼全国，鸟形青铜器不算罕有，较著名的有河南殷墟出土的妇好鸮尊、山西二郎坡村出土的鸮卣、山西晋侯墓地出土的晋侯鸟尊等，但宝鸡茹家庄（弓鱼yu）国墓地出土的三足鸟尊和三足铜鸟，在造型上兼具写实和夸张，在同类器物中独树一帜，堪称经典。

三足鸟尊

神鸟寄寓的文化密码

西周时期，周原大地河流纵横、植被茂盛，为各种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之所。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鸟类成为周人最熟悉的生灵——它们或在林间筑巢，或在河畔觅食，迁徙往来间仿佛能感知时节流转。这种日复一日的观察，让周人对鸟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和认知，而将鸟融入青铜铸造，正是对这种情感与认知的艺术化升华。

周人将鸟融入青铜铸造，首先是出于对自然的崇敬。对周人而言，鸟类是大自然中生灵的代表，它们的繁衍象征生命延续，它们的飞翔象征自由无拘。因此，周人将鸟呈现于青铜器上，使其成为寄托美好愿望的载体。

同时，这也是周人“器以藏礼”的需要。青铜器是礼制的核心载体，代表着王公贵族身份和地位，而出土于弓鱼国墓地的鸟形青铜器，又以其绝无仅有的造型，凸显了弓鱼伯作为弓鱼国国君的权力和责任。

那么，周人为何要为这些青铜鸟增添现实中不存在的第三足？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途中，“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周人因此将赤色神鸟视为“天命”的象征，代表着王权得到上天的认可；在后世的神话中，神鸟逐渐与“三足乌”的符号相融合。为青铜鸟增添第三足，则是对这一神话意象的复刻——让现实中的鸟与神话中的鸟产生关联，使鸟形青铜器成为“祥瑞”和“吉兆”的化身。

而从工艺角度看，相较于两足，三足能让器物更稳定地站立。为青铜鸟增添第三足，既有实用功能，又有象征意义，这正是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

三足鸟尊与三足铜鸟，恰是周人认知世界的缩影：从生活观察到神话想象，从实用需求到礼制表达，它们绝非简单的动物复刻，而是信仰、憧憬与礼制的实物映照。

三足铜鸟

古今相承的生态理念

茹家庄（弓鱼yu）国墓地出土的4件鸟形青铜器，不仅是西周青铜艺术的杰作，更清晰地印证着古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商末周初，周人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大地。在这里，他们营建宫室、休养生息；从这里，他们挥师东进、歼灭殷商。

对周人而言，周原是一方能够孕育族群和梦想的沃土，因此他们格外珍爱生长在这方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物一种。据《逸周书》记载，周文王要求官员不得在不合时宜的季节砍伐树木、捕捞鱼鳖，不得掏取鸟卵、捕捉幼兽，让万物自然生长。西周时期，国家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山川林木、河流湖泊，出土于宝鸡的四十三年逨鼎，铭文就记载了逨因管理林泽有功，受到周宣王册封、奖励的事情。周人的自然观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理念，也体现在鸟形青铜器上。在造型上，从形态到神态都力求逼真，反映出周人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和虔诚遵从；在功能上，其作为礼器，本就承载着周人对自然的感恩与企盼。

周人的生态理念影响深远，无论儒家的“仁民爱物”，还是道家“道法自然”，都能从中找到源头。据《汉书》记载，汉宣帝发现，常有奇异鸟类飞临雍地（今陕西凤翔），于是下令，禁止在春夏两季掏取鸟巢、探取鸟卵，不得用弹弓射杀飞鸟。这道护鸟令以制度的形式，加深了周人生态理念在西府大地的传承。

千百年来，这种传承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华文明的浩瀚江海，逐渐沉淀为一种文化基因，让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对立，而是共生共荣的依存；索取自然时当心怀敬畏，改造环境时须顺应规律。

曾经，古人以青铜礼器寄托信仰，以政令条文规范行为；如今，我们以科学理念指引生态保护，以系统治理守护万物生长。时代在变，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也在变，但不变的是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追求——这份熔铸于青铜鸟中的智慧，正是古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宝鸡融媒记者 祝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