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在人类绵延经久的历史长河中，发源于中国宝鸡的周文化以重农耕、崇德行、尚礼乐、融夷夏的突出特点，在世界文明浩瀚星辰中显得格外璀璨耀眼。周文化不仅渲染铺陈了华夏文明的底色底蕴，标记了炎黄先民筚路蓝缕的关键节点，更在统治疆域、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族群交流、思想文化、行为规范等诸多方面有开创气象之功，深刻影响着后世三千多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地不爱宝，宝鸡周原很早就有周代遗物出土。《汉书·郊祀志》记载：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在美阳（扶风县）出土一件铜鼎，太中大夫张敞最终将铭文释读出来，证明其即周人所用。两千多年来，这里出土了数以千计的周代青铜器，特别是毛公鼎、盂鼎、克鼎、何尊、虢季子白盘等，有铭重器的发现让宝鸡“青铜器之乡”声名远播。从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初，数辈考古人在宝鸡这片神奇土地孜孜不倦拼搏探索，持续近百年的发掘研究工作，让相关资料硕果累累，我们对周文化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由周人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明图卷也在向世人徐徐展开。

在2023年6月2日举行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周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宝鸡又被誉为“礼乐文明摇篮，德政思想渊薮”，这里出土的大量考古成果皆展示着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全面深入了解宝鸡周文化考古成果蕴藏的突出特性，方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全面深入了解宝鸡周文化考古成果蕴藏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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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发展的连续性。周原考古证据表明，自古公亶父时期起，直至平王东迁，此地从生产工具、都邑布局、等级秩序、宗教祭祀等各方面的多重特征礼制系统中，有相当部分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诸多文明要素有前后相继的关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让世人知道地处我国东部古国时代大汶口文化创造了“文明要素齐全、文明社会开启、以棺椁制度为代表的礼制初步形成”，特别是高密前冢子头遗址地处古代东夷与华夏控制范围的分界线，“已初步揭示出作为王朝系统的周文化与东夷本地的珍珠门文化融合共生实物遗存”。大汶口文化礼制体系被之后的夏商周王朝所传承，也成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根基。

王国维先生指出：“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为近。”周文字与殷商文字、秦文字在字形书体、辞章语法、文例句式等方面的衣钵相递，更加实证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历史渊源。周秦在正式入主中原之前，均已在关中西部确立了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但其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不妨碍对东部优秀文化要素的吸收和继承，其根本还在于对华夏祖先与礼乐文明的崇拜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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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孝”“悌”是周人首创的概念，也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国育人一以贯之的经典范式。周人的孝道不仅仅是针对健在的至亲长辈，更是要通过丰富祭品和复杂仪轨对祖先遵礼以敬。从大量铜器铭文可知，周统治阶层很早就把虔敬修德、领受天命、维护政权三者结合起来。“丕显皇祖考穆穆克慎厥德，……，用申绍天命，屏王位，虔夙夜溥求丕肆德。”即便领受了天命，也必须日夜修德才可以坐稳王位。周文化对“德”“孝”“悌”的推行，也成为后代政权用来勾连天地感应、维系社稷稳定、实现政通人和、教化夷民万方的不移至理。

周原甲骨中发现了最早的“蜀”字，字形象以目视蛇状，且该类字形不见于殷墟等地区。近年来宁夏固原姚河塬城址所出甲骨被认为属于周人，其“稷”字也是商周甲骨金文的首次发现。宝鸡出土的有铭青铜器既是西周王世传承有序的有力证明，亦可视为后代官私史书档谱的萌芽与发端。2003年出土于眉县杨家村窖藏的逨盘，以长达372字的篇幅，通过对其主人及七位祖先参与王朝军政大事的连续记录，成功构建了一个跨越西周十二位君王、近三个世纪之久的单氏家族谱系，记录了几乎完整的西周断代史。

2003年出土于眉县杨家村窖藏的逨盘 祝嘉摄

最早的菱形乳钉纹盆式簋发现于陕西关中西部，其中以宝鸡岐山贺家村M1发掘出土的盆式簋为代表，一些学者将其作为宝鸡地区出土青铜簋中一种典型器型。西周时期青铜簋所装饰的斜方格尖刺状长乳钉长期流行于宝鸡地区，可能是当时以周人为主的西土部族所使用的独特装饰。宝鸡石鼓山石嘴头村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一组铜甲残片，是目前所知此类铜护甲年代最早的实物。周原遗址发现了先周时期最大的建筑夯土基址。经测定，该基址的年代上限属于京当型商文化晚期，下限不晚于先周文化晚期，无论是形制还是规模皆为先周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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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现在对九州一统、天下为中的认识上。1963年出土于宝鸡贾村的何尊，其内底122字铭文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所载“宅兹中国”也表达了周人开拓疆土、稳固政权的意志和决心。

其次，表现在对政治制度多层次的调整上。一是通过以贵族官职与爵位的承袭达到世族制度的稳定，扶风任家村窖藏出土梁其器铭文可证不虚；二是通过以土地、属民、仆役等封赏贵族功臣达到分封制度的巩固，大盂鼎铭文即载康王赏赐盂“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三是通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嫡长子继承为核心达到宗法制度的贯彻，五年琱生尊铭文即载召姜向琱生传命时说其兄长继承公位后，作为弟弟的琱生必须拥护兄长之位。

再次，表现在对秩序等级的设计和维护上。周王朝统治者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开发出一套完整的体系和标准，并以此达成民心道统的一致。大量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记载了王朝册命礼，其中均有环环相扣的仪式与流程，包括册命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原因，宣读册命的官吏以及赏赐的物品等等。此外，从周天子至诸侯、卿大夫、士等阶层都有各自使用礼乐车马器的标准。函皇父鼎铭文记载“函皇父作琱盘、盉、尊器、鼎、簋一具，自豕鼎降十又一，簋八、两罍、两壶。”鼎的数量为奇数，簋、罍等器数量为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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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对异姓诸侯与贵族的分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族群不断冲破域界乡囿、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的桎梏，在交往交融中日渐形成民族共同体的事实。据戴家湾考古发现可知，从出土器物和墓制葬俗来看，周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还是存在着典型的商文化特色，体现了周文化对商文化的吸收与接纳。宝鸡石鼓山户氏家族青铜器的发现，亦是姜戎文化融入姬周及中原文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有学者指出，“户”铭铜器的先后出土，说明最晚到商周之际，其家族已经使用与商周文化相同的语言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意识，充分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

西周时期青铜方座簋在圈足下加铸方座，张懋镕先生认为这种艺术造型风格源于宝鸡地区，但又与四川及甘青地区文化密切相关，可看作是中国西部地区多种文化交流的产物。弓鱼国是西周时期宝鸡一带的非姬姓方国，而弓鱼国青铜器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却是周文化因素，同时又有商文化及其自身特色。此外，弓鱼国墓地和凤县龙口村遗址中都出土了西北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马鞍形口双耳罐，反映了西周时期多种文化交流互动、共生共存的关系。

周原遗址发现的两件西周晚期蚌雕人头像，据其形貌特征可判断该种族是欧罗巴人种，原件应为外来贡品。说明当时周人与西方外部世界有一定的往来关系，也体现了周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另有研究表明，宝鸡地区所出直筒形卣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用桦树皮卷成筒状容器的习俗有关。筒形提梁卣可能源自对这种习俗的模仿，当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青铜铸造领域互相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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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山M3的墓主属于户氏，其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商遗民器物。学者认为，因礼制不允许将异族祭祀器物埋入自己祖先墓葬，故此这些青铜器更可能是友好族国的赠礼，反映了某种赗赠制度。而 族作为商王族的重要分支，却在宝鸡地区频繁出土，说明

族遗民在西周时期依然保持着贵族地位和影响力，也可看出西周王朝分化与安抚殷商遗民的怀柔政策。昔鸡簋铭文记载了王姒命令昔鸡前往韩迎娶艿姞，这种情况在金文中罕见。此记录不仅展示了当时姬周同姓封国之间的婚姻关系，还反映了西周早期贵族间的政治联姻和封国交流的实际情况。周人通过联姻巩固其与其他氏族的关系，维护政治稳定，这也从侧面体现出西周政治空间的和平性。

此外，还有大量天子、诸侯间的盟誓约定，亦是为了加强各级贵族与王室的政治联系，有助于确保统治秩序得以稳固和延续的非武力举措。盟誓制度逐步渗透到国家管理的各个层面，成为司法以外约束个人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利器。

宝鸡地区的周文化考古发现，如同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历程。周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特征，更成为中华文明独特性的集中体现，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明进程。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深入挖掘和传承宝鸡周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增强民族自信、促进文化多样性保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意义。这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尊重与传承，更是对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引领与探索，它指引着今人不断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让周文化的璀璨光芒继续照亮人类文明的前行之路。（宝鸡日报）

（作者：王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商周时期出土文献及古代青铜器。曾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