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就思想体系而言，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以及传统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实际上，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周代的礼乐文化。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绵延至今。宝鸡是“青铜器之乡”、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中国礼乐文化的诞生地，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起源地。青铜器是礼乐文明的物质载体，二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一、周礼形成的背景

周礼，简单说就是周代的礼仪制度。春秋时期，孔子看到社会礼崩乐坏，不禁感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推崇的周礼成为后世儒家文化的核心，那么周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游客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参观了解周礼的形成和发展 祝嘉摄

《诗经·大雅·绵》中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大意是周原的土地肥美，连苦涩的野菜吃起来都如饴糖般甘甜。那么“周”又是什么意思呢？甲骨文、金文中“周”字的写法非常有趣，郭沫若先生认为“田中有种植之形”，田里阡陌纵横，地中五谷繁盛。因此《说文解字》有：“周，密也。”田地里密密麻麻的粮食就成为“周密”一词的初意。周人的始祖后稷还被奉为农耕始祖、五谷之神。

周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周原指扶风和岐山交接处，广义的周原除以上两县外，还包括今天的武功、凤翔、眉县等地。周人在这里勤劳耕作、生息繁衍，用取之不尽的黄土修筑城郭，建造宫室，改革旧俗，设立官司。从此，周原就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号称“周”，也叫“岐周”或“宗周”。周人在这里建的都城称为“京”，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将“京”作为都城的所在，这也是“京城”一词的来历。

商代晚期，纣王杀比干、囚箕子，大兴土木，生活奢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以周文王、武王为首的西土集团施行仁政，为推翻纣王暴政，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庸、蜀、羌、髳（máo）、微、彭、濮等诸侯国首领纷纷响应，带兵赶往孟津会师。联军在阵前举行誓师大会，这就是流传千古的《尚书·牧誓》。誓词中，武王历数纣王的恶行以及奉天命征讨的决心。另外，武王还不忘宣布作战纪律，要求保持队形，步调一致，勇猛杀敌。联军士气高涨，斗志昂扬。武王军队陈兵牧野，严阵以待，正在饮酒作乐的商王着急忙慌地率领临时武装的七十万（有说十七万，这里从《史记》）奴隶大军迎战。然而饱受压迫的奴隶皆无战心，倒兵以战，顷刻间商军土崩瓦解。大势已去的纣王逃回鹿台，自焚而死。牧野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这场战役不仅文献上有记载，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反映。有两件十分重要的青铜器。一是临潼零口公社西段村出土的利簋，仅15个字就记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武王伐商，在甲子日那天早上，岁星（即木星）正当其位，利于战争。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商王失败。七天后，武王在阑师这个地方，给史官利赏赐一些铜，利用这些铜做了这件簋，以祭告檀公宝尊彝。

另一件是清朝道光年间在岐山出土的大丰簋，内底铸铭文77字，与武王克商也有直接联系。铭文大意是，乙亥这一天，距离武王灭商已经30天，王回到京都，举行告天献俘祭祖的大丰礼。作器者参与这次重大的祭祀活动，在武王宴飨诸侯的飨礼结束后，铸了这件青铜器，以称颂武王的美德，并且也记录下自己的荣耀。

利簋和大丰簋以绝对可靠的资料，证实了商政权的崩溃和西周政权的建立。

武王英年早逝，年轻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联合殷商旧势力，起兵反叛，史称“三监之乱”。西周王朝建立初期，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武王的弟弟，即成王的叔叔周公姬旦代王摄政。他迅速平定叛乱后，开始着手制定和完善各项国策方针，确保周王朝的长治久安。《诗经·大雅·文王》载：“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首诗颂扬文王受命于天，建立了不朽功绩。同时也表达了周人勇于革新的精神与品质。周公摄政，分邦建国，制礼作乐，推行一整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对于巩固周天子的统治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什么是礼？

礼的本字是“豊”，盛装祭品的器皿。后来，礼的内涵不断被延伸和扩展。礼成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是指导人们生产、生活的准则，是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法则，甚至是天道运转投映到人类社会的体现。

《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鹦鹉能说话，仍然是飞禽；猩猩能说话，仍然是走兽。现在作为人而不讲礼，虽然能说人话，心不还和禽兽一样吗？因此要制定礼仪来教化众人，使人们知道依礼而行，把自己同禽兽区别开来。

《礼记·乐礼》：“礼者，天地之序也。”周礼告诉我们，不仅人的衣食住行要顺应天地，人们的生产劳作也要顺应天地。《礼记·月令》篇不仅完整地记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天文、气象、物候，而且按照阴阳消长和五行相生的理论，安排四时十二月的政令和农事。

《周礼·地官·山虞》：“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春秋之斩木不入禁。凡窃木者有刑罚。”山虞，掌理山林的政令。物品的产地都有界限，限制人擅自入内攫取，并派人守护山林，颁布有关的禁令。仲冬时节砍伐山南向阳处的树木，仲夏时节砍伐山北背阴处的树木。凡是用来做车厢和耒耜的，可以砍伐幼小的树木，但必须按照季节进入不同的区域砍伐。命令民众在十月份才可以入山砍伐树木，但限定天数，以免时间太久过度砍伐。凡为国家制作器具而进入山林选择砍伐合适的木材，则不受限制。春秋两季砍伐树木，不能进入禁止入内的山林区域。凡是不按照规定盗砍树木的，按规定的刑罚惩处。

西周时期，鼎簋配合使用体现着礼分权责、权责对等的规则。 祝嘉摄

在周礼中，关于生产劳作与环境保护的内容还有很多。例如挖矿要“图而授之”，不能四处乱挖。捕鱼时，网眼的大小也是有规定的，这样大鱼留在网里，小鱼就可以游走了。禁止在湖泽中投放毒药毒杀鱼类。在林中狩猎，禁止捕捉幼小的动物，禁止捡拾鸟蛋，禁止用毒箭射杀鸟兽。周礼在环境保护方面所作的规定，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

孔子在回答鲁哀公“君子何贵乎天道”（君子为什么要尊重天道）之问时说：“贵其‘不已’（尊重他不停顿地运行）。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笼罩大地，哺育万物，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它昼夜交替，寒来暑往，具有不可逆转的力量。儒家看到了天地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孔子的天道观。宇宙永存，自然法则不可改变，是天然合理的。人类社会要与天地同在，就必须“因阴阳之大顺”，顺应自然规律，仿效自然法则才能生存。治国、修身之道只有与天道一致，才是万世之道。

三、周礼的现实意义

《论语·季氏》中曾记载一个小故事，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是老师的儿子，一定得到过特殊的传授吧？”孔鲤回答：“父亲对我的教育，其实和大家一样。如果一定要说有单独的传授，那只有两次。有一天，他老人家独自站在院里，我从他身旁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又一次，他又问我：‘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陈亢听后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诗、礼的用处，也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

尽管周礼已经距离我们很遥远了，但是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也就是说，礼的最初，开始于饮食活动。大禹的儿子启废弃禅让制，继承其父天下共主的地位。中原地区的有扈氏不服，被启镇压。为庆祝胜利，他在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召集各方诸侯首领，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这次被称为“钧台之享”的盛会，标志着华夏民族进入了文明时代。从洪荒到文明，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吃饱”。历史学家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生产力革命是农业革命，当各文明起源地的先民用自己的方式突破获取食物的瓶颈，文明的第一次飙升随即开始。

夏商周三代的贵族们对吃很关注。《吕氏春秋》记载，商汤受到一份鹅羹的启发，顿悟了五味调和的治国之道，于是灭掉夏桀，建立商朝。但是，他的后世子孙帝辛，对鹅羹不感兴趣，他建造酒池肉林，率领群臣昼夜暴饮暴食，最终导致商朝灭亡。武王灭商后，怎么吃喝也成为国家大事的一部分。

《礼记·礼器》：“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首先礼器是特定场合、特定仪式下的行礼用器；其次人以礼为治身之器，则于百行无所不备。我们常常夸奖别人家的孩子成大器，有出息，就是这个意思，习礼以成盛德之器。周礼中有很多关于进食的礼仪。如摆盘的礼仪，《礼记·曲礼》：“凡进食之礼，左殽（yáo）右胾（zì）。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醢（hǎi）酱处内；葱㳿（xiè）处末，酒浆处右。”殽指带骨头的肉，胾指去掉骨头的肉，葱㳿即蒸葱。如果有水煮鲜鱼这道菜，摆桌的时候还要考虑季节。夏天鱼肚要朝向右边，冬天鱼鳍要朝向右边。

周礼告诉我们，人的衣食住行，一切行为活动都要顺应天时。《礼记·内则》：“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这段话的意思是享用饮食的温度，因物而异。饭食比照春天的温度，要温；羹汤比照夏天的温度，要热；酱料要比照秋天的温度，要凉；饮料要比照冬天的温度，要冷。食品的调味也随季节而有所侧重，春天多用酸味，夏季多用苦味，秋季多用辛味，冬季多用咸味，而且要用滑润甘甜的调料来调和。

就餐的礼仪见《礼记·曲礼》：“毋（wú）抟（tuán）饭，毋放饭，毋流歠（chuò），毋咤（zhà）食，毋啮（niè）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嚃（tà）羹，毋絮羹，毋刺齿，毋歠醢。”取饭时不要把饭抟成团，不要把手中的余饭放回食器，喝汤时不要倾流不止，上菜时舌头不要在口中作声，不要把骨头啃得有响声，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食器，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不要专吃最好的食物，不要用手扬去饭的热气，吃黍时不要错用餐具（要用匕，不可用筷子），吃羹时不要连羹中的菜都不嚼就吞下去，不要重调主人已调好味的羹，不要当别人面剔牙，不要重调主人已调好的肉酱。即使是吃饭，人也应该在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自己的修养，这正是食礼中所隐含的礼仪。

喝酒也是要讲规矩的。清道光初年出土的大盂鼎，其具体地点有学者认为在陕西郿县礼邨，亦有说出自岐山县礼村。该器通高101.9厘米、腹深49.4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含合文5字）。“盂”是西周文王、武王时期朝廷重臣南宫适的后人。盂鼎铭文中首先讲述文王受命于天，武王励精图治，周人最终建邦立国、广有天下的历史；继而总结商人以酒亡国的经验教训，告诫子弟不要酗酒。这与《尚书·酒诰（gào）》中文王教育宗室子弟“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的记载相互印证。

周代王室贵族并没有一味地戒酒，而是围绕饮酒逐步建立了整套的制度规范，并且规定“饮惟祀”，即只在祭祀的场合才饮酒。在那个时代，祭祀本就是君王向臣民推行礼治的示范。周公颁布《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申禁止“群饮”“崇饮”，也就是聚众滥饮和放纵酗酒。

《清华简·耆(qí)夜》中记录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酒会。武王征伐耆（黎）国（今山西黎城、长治一带），大胜归来后，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之礼，并饮酒赋诗。之所以规格高，是因为参加庆功宴的共七人，分别是周武王、毕公高、召公奭、周公旦、辛公甲、作册逸、吕尚父。武王背北面南坐于堂上，其他六人在堂下分坐两侧。周公主持仪式，辛公甲负责安排座位，引导宾客就位。吕尚父为司正，相当于今天的酒司令，负责监饮酒。

周武王向毕公敬酒，作诗《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二公分别指毕公和周公，他们都是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其中“嘉爵速饮，后爵乃从”，意思是“请君先饮，鄙人从后”,这比起“感情深一口闷”要更有文采。

《礼记·曲礼》中对于子女言行的规定非常具体、细致。例如“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骄傲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志向不能满足，享乐不可尽情。子女外出，要做到“出必告，反必面”，行前要将去向告于父母，回家后一定要先面见父母，以免他们牵挂。“幼子常视毋诳（kuáng），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孩子看人时不要视线狂傲地看着天上，不要穿裘皮的衣服。站立时要端端正正，不要侧身歪着头说话。

总而言之，周礼是一部贯穿人生的礼仪。青铜器是周礼文化的物质载体。尽管青铜器已经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博物馆中的藏品，但周礼却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基因，礼的内核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与自豪。”“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宝鸡作为周礼的发源地，更应该深入学习、践行、弘扬周礼文化，以文化生态建设促社会经济发展，吸引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宝鸡，看铜器、学周礼、启智慧、明德行。（宝鸡日报）

（作者：任雪莉，历史学博士，三级研究馆员。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秦汉馆展览项目负责人。长期从事青铜器、商周考古与艺术史研究以及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策划与实施工作。）